年近九旬的邓小平为什么要发表南巡讲话

南巡讲话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有着非常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考量南巡讲话，更能够发现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从现在的历史坐标回溯，改革开放正进行到它的第３１年，而南巡讲话正发表在改革开放的第１５年，它是对改革开放前１４年经验的相当系统的总结，也对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它是继往开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言。

要理解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必须以更加宽广的历史尺度。笔者认为，从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１９９２年南巡谈话，改革开放实际上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二阶段是从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第三阶段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第四阶段是从十三大到十三届四中全会，第五阶段是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到１９９２年。南巡讲话的背景，从狭义来看是基于第五阶段中国的政治经济实际，但是广义地来看，前四个阶段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对南巡谈话从某种意义上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下面笔者就简要地梳理改革这四个阶段的情况。

第一阶段是从１９７８年到十一届六中全会，这一个阶段，从人事布局上来说，虽然华国锋仍然是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但事实上邓小平已经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一阶段的改革，在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

有人说，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这样的分析固然有理，但是并不全面。从当时中央的改革情形来看，中国改革的先声是思想解放，中国改革的前导是政治体系的重构。从１９７８年５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一讨论为改革开放的进行奠定了基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胡耀邦同志直接领导平反冤假错案，让大量老干部复出参加工作，大量被打倒的干部群众名誉得到恢复，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１９７６年天安门运动和刘少奇冤案的相继平反，更是使人心大顺。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认识，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为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解决文革遗留问题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基本完成。

在地方，安徽和四川的农村改革最为引人注目。１９７８年，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的“包产到户”实验，打破了旧的人民公社体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和农业生产力。当时担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对这种“非法”的行为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并且后来成为“包产到户”体制的积极推动者，安徽农业工作的成就让他赢得了“要吃米，找万里”的美誉，１９８０年他上调国家农委担任主任，后升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农村事务，直接参与组织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６年连续五年针对三农的一号文件的制定。四川省是改革早期另一个积极探索体制创新的模范。中央认为四川推行包产到户的成效仅次于安徽，但是四川却进行了比安徽更深远的制度改革。在农村，四川广汉县向阳公社在１９８０年成为全国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牌子，换上“乡政府”牌子的乡镇行政单位；在城市，四川省率先实行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迈出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

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当时中央改革的中心在政治和思想领域，而地方改革集中在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农村经营方式的变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体两面，都已经初现端倪。政治形势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地方制度创新的宽松外部环境，地方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也为后来改革开放在全国的深化积累着宝贵的经验。

事实上，影响改革开放前十几年的主要问题在改革的第一阶段都已经出现。１９７９年，西单“民主墙”事件成为改革开放开始后第一起重大“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事件，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成为改革开放前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两起事件反映出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在政治领域的一个重大命题，一方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方面又要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同样在１９７９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东经济特区条例》，１９８０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成立。在广东省开始的对外开放实验，为后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创造着土壤。从改革第一阶段开始的对外开放实践，也深刻地影响未来中国的历史进程。

第二阶段是从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正式成为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主席，赵紫阳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很快代理总理职务，“邓胡赵”体制正式形成。人事安排的全新格局，也展现出改革向纵深的方向推进。在第二阶段，十二大的召开和１９８２年宪法的制定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十二大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而新宪法的产生成为中国人权和民主事业的一大里程碑，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民主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和第一阶段一样，在第二阶段也出现了一次比较重要政治争议。解放军作家白桦的作品《苦恋》和根据该作品改编的电影《太阳和人》受到批判，中央意识形态部门开展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行动。而这一时期，民营经济开始在沿海地区兴起，但是个体和民营经济的发展遇到了很多的限制，１９８２年在温州发生的“八大王事件”就是当时民营经济处境艰难的典型范例。城市经济体制和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已经产生了矛盾，改革向城市和工商业领域的延伸的迫切性空前提高了。

第三阶段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开始，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是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改革开放历史上最重要的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之一，它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这为后来改革的深入进行扫除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障碍。既然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那么利用商品货币规律来调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就成为非常自然的选择。这是我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认识的第一次重大飞跃。

第三阶段是经济体制改革空前深化的阶段，发挥市场机制的重大改革——价格改革，是在这个阶段开始的。价格双轨制作为中国改革过程中为了保证两种价格形成机制平稳过渡的措施，就是在这时候开始实行的。经过改革的前两个阶段，在计划条件下调整价格机制的方式已经被证明不可能适应我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价格自由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调节当局不得不做的政策选择。

这一阶段，中国在内政外交上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７年，中英、中葡分别签署了关于香港、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定了港、澳主权交接的时间和方式。１９８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实现了粮食自给，这正好是中央连续五年发布针对三农的一号文件的最后一年。然而，这一段时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较之改革的前两个阶段空前尖锐起来。１９８６年年底，发生在各大学的学潮，直接导致了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积极的总书记胡耀邦辞职。“邓胡赵体制”也就此结束。

第四阶段从中共十三大到十三届四中全会，这一阶段的情况更为复杂。十三大确定了我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确立，使得改革开放找到了最重要的政策参照系。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８８年，各项改革措施明显加速。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党政分开的步骤紧锣密鼓地开展；在经济体制改革上，１９８８年更做出了“物价闯关”的决策，所谓“长痛不如短痛”，希望在短短几个月中全面实现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

第四阶段的改革出现的激进特点导致了严重社会问题的出现，在价格闯关过程中的通货膨胀使民怨沸腾，最终闯关政策仅持续三个月就宣告紧急暂停，转入治理整顿。价格双轨制下，“官倒”以市场价转卖计划价所获得的工业品赚取差价，甚至直接倒卖计划价获取工业品的公文，这产生的严重腐败，更让人民群众十分不满。东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形势发生的变化、西方势力的支持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活动，都加大了中国爆发系统性政治风险的可能。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成为“文革”以后中国最大的政治动荡，使得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出现恶化。

应该看到，这四个阶段的历史发展，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涉及领域不断拓展。第一阶段除了农村普遍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外，主要都是为后来的改革做铺垫，打基础；第二阶段改革的过程也进行得比较平缓；第三阶段，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第四阶段，改革全面加速，特别是开始要深入到政治领域。与这一情况相对应，越激进的改革，人民就要承受越重大的改革成本，因此，到了改革的第四阶段，像前三个阶段明显的帕累托改进已经不再出现，改革到了物价闯关的阶段，各项措施的边际效用都开始降低。

同时，改革开放的同时伴随着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涌入和反改革的极左僵化势力的活动，成为影响改革开放进程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恰恰在改革的每一个阶段都出现过一次比较重大的意识形态斗争。第一阶段西单“民主墙”事件和第二阶段中“清除精神污染”的事件规模都还比较小，但第三阶段出现的学潮就已经是蔓延全国的政治运动，第四阶段出现的严重政治风波更是震惊了全世界。可以看到，这些意识形态斗争一次比一次更尖锐，对抗一次比一次更猛烈。这也不是偶然的。

有人认为，在八十年代，中国面临着一个矛盾，一方面只要提政治体制改革，就容易出现西化思潮的上升来对四项基本原则构成挑战；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意识形态领域比较尖锐的斗争，马上就要采取重大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措施，从而放慢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邓小平之所以要在１９９２年发表南巡谈话，首先是基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９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作为邓小平的最后一次集中地大量地公开政治谈话，南巡谈话实际上成为了邓小平的政治遗嘱。

邓小平希望中国走出八十年代曾经出现的怪圈。第一是希望改革的态度要坚定，但步子要稳健。八十年代中国改革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没有把握好改革质和量之间的关系，过于强调质变，而忽视了量的积累，客观上，在１９８７年之后，从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改革大跃进”。改革开放的过程，本质上是以新秩序代替旧秩序的过程，这个过程一定伴随着阵痛，一旦操之过急，就会让阵痛被放大，从而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改革过程中的问题，是难免会出现的，如何分析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非常关键。一部分人总会把问题的出现归咎于改革本身，因此要让改革顺利进行，就一定要让改革步子更稳，少出问题，与其快速解决问题的同时激化矛盾，不如在矛盾不激化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改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希望中国的改革路径出现这样的变化。事实证明，在1992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是按照他的预想，调整了节奏。事实证明，九十年代之后，我国经济平均增速虽然低于八十年代，但是其运行的平稳程度的确明显提高了。

第二，邓小平汲取当年民众不满情绪升高的教训，强调改革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共同富裕理想。他反复强调要防止贫富分化，与当年官倒引起的强烈民愤不无关系。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必然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根本上是要实现“三个有利于”，只要人民满意，社会就能够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秩序，任何敌对势力要兴风作浪，都不会有存在的土壤。

第三，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这一个中心上。他不希望像八十年代一样的大规模的政治争斗再次发生，因为这会对改革发展的大局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南巡谈话是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宣言，让中国的政治狂热时代彻底结束，通过进一步扩大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让民众的潜力得到更充分发挥，有效疏导社会各界过度的政治要求对中央形成的压力，维护政治形势的稳定。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同时更重要的是基于当时我国面临的现实政治经济情况，因此我们有必要系统地分析前面所述的第五阶段，也就是1989年6月到南方谈话之前我国的形势。如果放在大历史视野来看，这个第五阶段可以说是一个徘徊的阶段，和1976年到1978年这两年的情况有着一些相似之处。

1989年，波兰等东欧国家相继发生剧变，国际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在这时候，中共对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自然也十分谨慎。1989年严重的政治风波发生之后，中央更确定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在这一时期，保住社会主义江山不改变颜色（亦即所谓“反和平演变”）已经成为中共必须面对的最紧迫任务。有人说，这是“稳定压倒改革”的时代，笔者认为这并不为过。

改革政策的收缩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政治方面，原来进行的党政分开实验全面停止。经济方面的治理整顿，事实上伴随着大量反改革措施的回潮。这一阶段，民营经济遭到严重打击，包括许多乡镇企业都在政府严苛的管制措施下倒闭。一系列紧缩措施的出台，一方面稳定了宏观经济，遏制了通货膨胀，但另一方面也扼杀了中小企业的活力，加剧了经济衰退。

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面临西方制裁的严重挑战。1989年6月，政治风波过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对于亟需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发展自身的中国而言，外交形势的恶化无异于雪上加霜。

更严重的问题是反改革思想的全面回潮。虽然邓小平在1989年6月9日接见戒严部队官兵时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动摇，然而对于一部分持封闭僵化观点的人而言，政治风波的发生仍然为他们发表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口实。一时间，在很多媒体上出现质疑改革的声音，不希望改革进一步朝市场化的方向继续深入。由于当时在党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一部分老同志对进一步改革持保留态度，这些观点一度甚嚣尘上。

1991年以后，形势开始逐渐缓和，国内国际形势出现积极的变化。西方国家制裁的解除、经济运行情况趋于稳定和复苏，为新一轮的改革准备了条件，皇甫平发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就是改革开放的主张开始重新占据上风的标志。在这样的条件下，能不能摆脱这两年改革开放暂时的徘徊局面，对中国的发展非常关键。所以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其次是要充分利用时势，把改革开放推向新的层次和阶段。

第一，邓小平强调了改革不可动摇的观点，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对极左的反改革势力的有力回应，他明确地反对一部分人把反和平演变作为主要矛盾的提法，说“你要搞不上去，让人家演变好啦”，这彻底打破了这两年盘旋在中国上空的意识形态魔咒，为深化改革扫清了障碍。

第二，邓小平正式完成了我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认识的第二次重大飞跃。前面提到，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了南巡谈话，邓小平第一次公开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创设了理论基础。

第三，邓小平利用南方谈话的机会，提出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他认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样的观念在这次谈话中也再次得到贯彻。即使面对冷战结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挫败，邓小平也没有改变自己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基本认识。这一次他在南方各经济特区考察，为外向型经济加油打气，也使得对外开放的形势进一步改善。

第四，邓小平力图通过自己的影响，让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及时完成政策的调整。治理整顿进行过后，经济的下滑，使得很多商品的价格陡降，原有的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之间的差价已经很小，计划价和市场价并轨，已经不会造成大的冲击。事实上，在邓小平南巡谈话后，中央全面放开了价格，顺势完成了价格改革，实现了绝大多数商品由市场定价，完成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

再次，邓小平南方谈话，是要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奠定基调，做好理论乃至组织上的准备。

第一，邓小平要确定十四大改革开放的主题，十四大决不能成为反改革势力回潮的大会，而要成为一次高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的大会，十四大应该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提出新理论、新见解。事实证明，十四大按照邓小平既有的方针，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第二，邓小平要通过发表这一系列谈话，凝聚全党共识。他发表南方谈话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作出表态，拥护他的谈话，这样党中央高层的的思想和认识就统一到他的讲话精神上了。从根本上说，他的讲话回答了当时党内的很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在大会出现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分歧。

第三，邓小平通过发表这一系列谈话，给予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最明确的政治信号。他作为对中国政治有着重大影响力的人物，希望新一代领导集体有一个长期的、明确的施政原则。他做出这一系列政治交代之后，全面淡出公众视线，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真正开始全面地自主开展工作。

第四，邓小平希望在发表了这一系列谈话之后，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和领导层的稳定性。在８０年代，短短十年间，党的最高领导人更迭了四任。邓小平不希望这样的现象再次发生，因此提出了一个较长远的、较系统的政治主张，也希望新一代领导人按照这样的主张实现长期的政治稳定。由于十三大产生的中央领导层的主要成员发生了较大变化，当时有很多否定十三大报告的论调，邓小平也予以了坚决的驳斥。他指出“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正是他在这次谈话中的明确表态，避免了“下届否定上届，你否定我、我否定你的做法”。（引号内为田纪云语）

邓小平南巡讲话继承了他一贯的政治风格。邓小平从未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也没有担任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他习惯从具体的事务性活动中抽身出来，站在理论的高度来思考问题。作为一位所谓的“威权领导人”，他更多地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制定政策，而是突出他对政治和思想路线的把握，乃至于对组织和人事的有效干预。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不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主要执行者（这就是为什么依然会有人认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要加上赵紫阳的原因）。他更强调自己在思想上的指导地位，而不是冲锋陷阵在第一线。事实上，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老同志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邓小平作为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时代，除了他本人，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元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邓小平一直避免卷入具体政策的争拗，相对而言可以减少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分歧，而从大处着眼，提出概括性的政治理念，更温和，也更容易让各方接受，不失为一个庞大政党和国家领袖更好的领导方式。

南巡讲话收到了邓小平预想的效果，同时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以南巡讲话为界，我们可以把改革开放用更大的视野分成两个阶段：之前的阶段，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之后的阶段，是完善初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之前的阶段，在所有制领域是增量改革，公有制企业在放权让利之后没有进行更深的进一步改革，而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成长的机会；之后的阶段，在所有制领域，开始对存量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成为经济改革的中心任务。

南巡讲话过后，中国人民的致富热情被充分带动起来。中国经济焕发出比以前更大的活力。但是，南巡谈话未免也有缺陷。在南巡谈话的众多篇幅中，谈经济体制改革的很多，谈政治体制改革的很少。事实上，改革开放必须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邓小平同志没有在他这一重要的政治宣示中深入阐述他对于未来政改的想法，确实是一大遗憾。

１９８９年以后，按照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０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设计的以党政分开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按照预想持续进行下去。直至今日，我党仍在探索一条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政治发展实际的民主发展道路。深化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是邓小平的遗愿。他的这一遗志，需要我们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永远继承。

“引渤入新”，下一个三峡工程？

在讲“引渤入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列出一些历史事实。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其中反对的票数大多来自于四川湖北两省代表团。后来大家都看到了，虽然三峡工程和这两省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但“反对无效”，建成后将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就这样在人大被审议通过了。自那以后，围绕三峡工程利弊成败得失的争议便不绝于耳。而三峡工程带给我们的惊喜也是接连不断，从最早可以抵御万年一遇的洪水逐步过渡到千年一遇百年一遇，最后到现在得看峰值流量来决定其抵御洪水的能力，这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对三峡工程的一个不那么体面的回应？
接着说和三峡有关的那些人。不一一列举，江泽民总书记在1989年7月甫一上任，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湖北宜昌的三斗坪，在之后几年，相继给三峡工程题词，诸如“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建好宏伟三峡工程”“向参加三峡工程的广大建设者致敬”；而国务院总理李鹏，不仅在考察三峡工程的过程中写下了礼赞三峡工程的《三峡曲》，后来还写了《三峡日记》。前前后后，共计两任总书记三任国务院总理在这里进行过考察，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可是当三峡工程落成后，九位常委中，没有一位前去剪彩祝贺。
围绕在三峡工程前前后后的各种角逐，汇聚到完工那一刻，其实已经表明了一个问题：虽然嘴上不能说三峡工程是考虑不周、人为撕裂川渝地缘亲缘的产物，但行动上已经充分表明了中央的态度。但木已成舟，无法回头，只能将错就错下去。
花了这么大段篇幅讲三峡工程的部分历史，只是认为这样大型的工程和“引渤入新”一样，时间长，花费高，涉及的人群以及行政区域广袤，并且都需要详细科学的论证和反复推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工程开工上马，对于所经地的人文社会自然环境的影响将是深远并且不可逆的。这几年，关于三峡以及周边区域的环境、地震以及文物古迹保护问题的争论就像是“引渤入新”的一面镜子，让人不得不深察。
关于“引渤入新”，有关方面可以提供的问题之答案有以下一些：
1，什么是“引渤入新”？
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很明晰：从渤海西北海岸提送海水达到海拔1200米高度，到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再顺北纬42°线东西方向的洼槽地表，流经燕山、阴山以北，出狼山向西进入居延海，绕过马鬃山余脉进入新疆。（如图所示）

2，“引渤入新”的目的和意义有哪些？
官方给出的解释：通过大量海水填充沙漠中的干盐湖、咸水湖和封闭的构造盆地，形成人造的海水河、湖，从而镇压沙漠。同时，大量海水依靠西北丰富的太阳能自然蒸发，作为湿润北方气候的水气供应源增加降雨，从而达到治理我国沙漠、沙尘暴，彻底改变华北、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劣的目的。
对于新疆来说，这种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意义在于生态、能源、地缘、文化和民生的聚合。新疆水资源平衡问题的解决，不仅具有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更具有社会效益、政治效益。“海水西调 引渤入新”事业，将大大加强新疆欧亚大陆桥向西桥头堡的战略地位。
3，“引渤入新”怎么解决运输问题？
来自有关方面：工程实施中可以用不被海水腐蚀的玻璃钢管。
4，“引渤入新”的成本如何？会对水价产生什么影响？
有关方面介绍：项目一期总投资628亿元，其中建设费用567亿元。规划的项目在完全实施的情况下，静态投资回收期(包括3年建设期)为税前6年左右，税后7年左右，内部收益率为20%左右。
海水淡化在中国不存在技术瓶颈，按照8米口径玻璃钢管计算，输入到新疆每吨水的价格为8元左右。
……
好了，有关方面很机巧地选择了一些问题进行作答，作为民众之一员特别是新疆人，本人也有一些疑惑提请有关方面能释疑。
第一，渤海水质问题
非常凑巧，笔者在搜索相关专题时候，找到了网易2006年10月1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专家警告：渤海污染最严重十年后可能成“死”海》http://is.gd/gZwyl 文中说到“相关海洋专家指出，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来遏制污染，那么10年后，渤海将变成“死”海；既使现在开始不向渤海排放一滴污水，仅靠其与外界水体交换来恢复清洁，也需要至少200年。”渤海周围人口稠密工农业发达，生活农业工业废水排放量巨大，而作为典型的半封闭型内海，自身较弱的水交换能力如何消解如此巨大的陆源排污压力？
如果“引渤入新”是可行的，淡化过的渤海水是可以直接使用的，那不如先在环渤海区进行试点。一旦成功，不仅解决了京津地区人民的生活生产用水问题，还可以减轻河北山西等周边省份的水资源压力。但我至今没有发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国家能通过海水淡化技术将沙漠大规模变成绿洲的实例。
第二，线路运输成本问题
有关部门说“从天津附近的渤海口取水，通过管道分解提升到海拔1280米左右，每吨水升高200米，需要1度电，升高1280米，耗电6.4度左右”。你一吨淡化水卖给新疆人民8元，新疆本地的生活用自来水每吨也就两三元（本人家乡大概1.7元，各地州有差异，下同～）。你说说淡化水的比较优势在哪里？
管道有很长一段要经过内蒙古自治区，此地盐碱化比较严重。内蒙古地区的地质特征，说的白一些，就是石头壳子上面铺了不算厚的一层土，如果玻璃管道在这一段爆裂怎么办？当这些水源源不断输送之时，有什么应急预案可以化解危机？
你是地下运输还是地表运输？如果是地下运输，前期管道的铺送费用耗资大不说，对于玻璃钢管的承受力本人也存有疑虑。就算玻璃钢管没问题，说实话，除了石油天然气值得管道运输外，要是真把水通过管道运进新疆，那水价还能是2010年11月说的“一吨8元”么？地表运输虽然文中没有提到，可若真是有地表运输的环节，海水不是淡水，所经之地的盐碱化谁来负责？
第三，所经地环境问题
其实在第二个问题上我就略微带过一些环境问题，比如土地的盐碱化。这里我想扩展的是，你淡化海水，但是淡化之后的废水怎么处理？挖过坑总得填坑，就地排出？那这淡化还有什么意义？！
有关部门说“通过大量海水填充沙漠中的干盐湖、咸水湖和封闭的构造盆地，形成人造的海水河、湖，从而镇压沙漠。同时，大量海水依靠西北丰富的太阳能自然蒸发，作为湿润北方气候的水气供应源增加降雨，从而达到治理我国沙漠、沙尘暴，彻底改变华北、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劣的目的”。可现实是，水汽都蒸发了，新疆的干旱情况却并没有好转，而所谓的干盐湖咸水湖蒸发殆尽后，留下一大片盐碱地，这些不毛之地谁来负责开发？
第四，搞“引渤入新”是因为新疆缺水？
在许多人看来，新疆干旱少雨，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于是就把“缺水”的帽子扣在了新疆头上。但我想澄清一个观点：“干旱少雨”不等于“缺水”。有数据为证：中国各省区城市人均用水量http://is.gd/gXjfA ，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虽然新疆人均用水量只有158升/日，可也超过了一些东部沿海省区；2004年全国人均用水427立方米http://is.gd/gXjpF，而同期新疆的人均用水量是2532立方米。有人说新疆太浪费了，事实是，新疆浪费的起。所以准确地说，新疆缺水，但并不缺乏水资源。新疆所谓的“缺水”，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性缺水”，具体表现为用水不当，技术不高导致产能消耗过大，万元GDP耗水严重。但针对的方法应该是改进技术调整结构力图将耗水量降下来，而不是从前途未卜的渤海调不知所谓的海水来济疆。
比如这条消息：新疆人均用水量高出全国水平5倍多http://is.gd/gXkaE 其中这句话脑残的程度无以复加：“……每平方公里的平均水量只有5．3万立方米，居全国倒数第三位，但是水资源浪费现象依然严重。”——对于水资源占有量，一般概念只会讲人均，你按照每平方公里的平均水量计算，不用加权么？要按照这种算法，那日本水资源一点都不匮乏。新疆广袤无人的茫茫戈壁，你这种平均算给谁去看？你住沙漠里？
告诉大家一个消息：目前新疆人工绿洲和天然绿洲总面积达14．84万平方公里，面积差不多是四个台湾的大小，而台湾的人口数量和新疆差不多。补充一句，新疆人均用水量比全国好五倍说明新疆人用得起，新疆的水资源也能支撑，各种外宾、装外宾以及外星人就别羡慕嫉妒恨了。
第五，沿线的拆迁问题
这么大的工程，几乎横贯了国境东西，请问是不是又要强拆出一个新运河？皮日休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可如果要因为“引渤入新”搞出个“疆渤大运河（戏称JB大运河）”，伴随“拆出一个新运河”的口号和做法，很难想象此条河流会给人民带来多少福祉，不带来不幸就是万幸了。
三峡移民为什么年年都有人闹返迁？你的补偿合理么，能够到位么，最重要的是，能给人带来新家园的幸福感么？
第六，工程参与方的资质问题
锡林郭勒盟泓元海水淡化有限公司简介绍http://is.gd/gXlWW 同样是这家公司，不仅搞“引渤入新”，还搞过“引渤济锡” http://is.gd/gZBTe 百度百科中，关于“海水西调”的四块工程介绍 http://is.gd/gXmfk ，并没有“引渤入新”这一块。半路夹带私货的可能性非常大。再加上其主页的太过于山寨，让人十分怀疑其资质水平。
新闻中提到一个叫“曾恒一”的工程院院士，百科上资料比较详细，说其是海洋石油工程专家。但这是“引渤入新”，主要是水的调度重组问题，就算和海洋沾边，但一个研究如何开采石油的人参与其中，是否给人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还有“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海洋分会”，这是个什么组织？官方还是民间，正是还是非正式？网络上并没有更为详细的介绍和阐述。
第七，人大审批问题
三峡工程，虽然四川湖北两省代表有诸多不愿意，投下了反对票，但此工程本身经过了多次论证的，而且也交由全国人大进行审批。而“引渤入新”工程我至今没有看到任何官方的公文对其进行评价和审批，但一期投资628亿已经到位并且开工，这种先上车后买票先斩后奏的做法之不讲理让人叹为观止。特别是涉及京津冀内蒙以及新疆一省两市两自治区五地，个中复杂程度绝对不亚于当年的三峡工程。但就这么静悄悄地上马，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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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我认为国家的发展尽可能地要去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不能人人都叫好，但至少别让大多数人喊孬。社会是由大部分理性人构建的，如果出台的政策实施的方案既充满了前瞻性又有详细可操作的论证计划方案，我想类似的工程也就不会招来如此多的口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