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关系

人们普遍相信，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是可以分开的，并且基本上是互不相关的；相信个人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物质福利是一个经济问题；并且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经济安排结合在一起。 这种思潮，在当下的中国很普遍。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各种机会层出不穷，一门心思地赚钱最好，至于国家大事政局变幻，和我的关系不大，我既不会主动触碰也不会去关心它。这些人的观点如果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可能就是中共政权比较欣赏的“新加坡模式”：经济上给予个人充分的自由，但政治上则处处设置障碍，提高准入门槛，甚至要对执意进入参与其中的人进行惩罚，无论是法律上、物质上或者是肉体上。最终目的就是永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不至于让大权旁落。

这种现象和思潮的确很有趣，类似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抱持这样主张的人，当然是从内心里强烈谴责苏式“集权社会主义”强加于个人自由（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种种限制的严重程度，但同时也认为，国家可以通过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政治上的种种安排来达到保障个人自由的目的。而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思潮直接并深远地影响改变了执政者的治理思路和模式。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之间的鱼水之情，在当代国际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给后世的执政者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财富，邓小平就曾经说过：“市场和计划不是姓资姓社的标志，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于经济自由的态度。

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成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
首先说说经济自由的第一重作用，也就是经济自由的直接重要性。这层作用和绝大多数人息息相关，无论你是否将其上升到理论和政治层面。每一个人都要吃饭穿衣，而这些物质资料的获取就是通过劳动进行交换所得的。如果你在经济上不自由，比如不能按照自己的技能和意愿选择劳动的对象，只能由国家和政府来进行干预分配，甚至靠剥夺你的劳动权来消灭你的经济自由，那这样的国家一定是一个集权国家，个人只是国家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如果不是对知识分子来说，经济自由的直接重要性的意义当然可以同其间接重要性相媲美。
就拿当前很火热的缴纳养老保险制度来说，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其是一个骗局，至少不像宣传的那么美好。有网友针对此种制度发文：“在我们的上一代，也就是现在55岁以上的或者已经退休的人员，他们普遍拥有两个以上的孩子，他们领取保险金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在交保险，基本上面临的是 1个人领，至少2个人在交的局面，这时，他们领的就是我们交的，还基本够用。可是，现在40多岁的人中，大部分是一个子女，到他们退休的时候，就面临的是“两个人领一个人交”的局面，他们的养老保险金从何而来？到我们这一代人退休的时候，面临的恐怕就是5个人领，而1个人交的局面，领无可领，所以，国家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发生，就在一帮人的策划下，执行这样的政策，1、不断提高养老保险金基数，比如2009年最低基数1300，2010年就提到了1600， 而2011年很可能是2000或更高。而实际上，很多人根本拿不上这点钱，国家是在你20或者30年后画了一个馅饼，说你60岁以后会领的多，可是，我们现在就面临着生活困难的现实，能顾得上30年以后？2、不断延迟退休年龄，比如前一段时间叫嚣着推后5年退休，男65，女60，这都不知道是什么专家提出来的，请问，在工厂里干体力活的人员在55岁的时候和同龄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比，身体状态如何？55岁干体力活的工人看上去像65岁的，而政府人员则像45岁的，65岁退休只可能会让很多工人以身殉职，而政府官员恨不得可以掌权到死。不说这些，推迟5年退休，你就少领5年钱或者干脆领不到，还要多交5年的养老保险。所以说，养老保险根本就是个陷阱。” 先不说此文有没有言过其实，但现实中的确有这样残酷的景象存在。国家和政府罔顾实际对个人财产进行掠夺式剥离，伤害到经济自由的直接重要性，不用读多少书掌握多少理论，民众心中自然有杆秤来衡量这样的制度是否合理。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可能往往更为关注的是经济自由的第二重作用，但作为自然人本身来说，第一重作用是万万不能跳过忽视的。为什么国人会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为什么会有对文人的各种蔑视，“御用文人”“主流相声界”“走狗笔杆子”这样的封号层出不穷？正是因为在这样的国度，知识分子个人的经济自由无法得到保障，只能靠依附于权贵或者有产阶级才能生存，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不变成统治阶级的走狗？不否认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但你总不能把超道德的人当做普遍的情况来论证吧。李承鹏说得好：“没有钱的文人很容易变成文奸。”因此，在实现了经济自由之后，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已实现了的经济自由去达到实现政治自由的目的。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标榜的平等原则，反对基于出身不同的不平等，但确定了基于财产条件的不平等。法国1791年宪法以《人权宣言》作序言，这部宪法取消了等级，却把公民划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凡不符合财产规定的消极公民，都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正好说明了基于财产条件的不平等。
有人认为这是《人权宣言》的局限性，但我想说这恰恰是《人权宣言》的进步性。首先我坚持的一个观点就是“无私产者无权利（力）”。权利与权力都是伴随个人产权而生的。各种政治权利以及权力都是伴随着确定个人财产才出现的。这份人权宣言，它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之后以宪法的形式认定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同时，它并没有禁止人们对个人产权的追求，你说它是进步还是有局限？我们是一个公有制国家，但为什么要制定《产权法》？想想强拆，想想非法占地，想想公权力通过种种关系和手段对私人财产进行巧取豪夺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处于一个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时代，但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却又深深地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有过为了一件事跑五个部门经过六个主任的手盖上七个印章却还无法解决的事情吧？有过用自己的热脸对着各种冷屁股的经历吧？有过各种吃拿卡要却还不给你办事的遭遇吧？有人说这些不是市场经济，只是计划经济的弊端，但就好比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情仇一样，对私有财产的不尊重不保护在当今的中国是一贯的。为了所谓的GDP、政绩以及更好看更强大的中国，就可以随意牺牲个体经济的自由，这就是在侵犯个体的政治自由。保八已经不是个经济任务而是政治任务，自从邓小平的“三步走”论起，这个紧箍咒就紧紧地套在了之后的领导人头上，也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落下来。当经济活动掺杂过多的政治任务的私货后，它还能单纯么？否则怎么解释拆迁要靠流氓打手，占地要靠公安武装，甚至还要去派人进行各种围追堵截，杀人越货算什么啊？！
中国现在不是社会主义时代，而处于一个“前资本主义”的时代，前资本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最大区别就是，公民的个人财产是否得到保护，以及公民是否有投票权。这两项权利只要有一项做不到，那中国依然处于一个野蛮暴力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没错，我说的不是十四五世纪的欧洲，而是当下的中国。

年近九旬的邓小平为什么要发表南巡讲话

南巡讲话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有着非常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考量南巡讲话，更能够发现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从现在的历史坐标回溯，改革开放正进行到它的第３１年，而南巡讲话正发表在改革开放的第１５年，它是对改革开放前１４年经验的相当系统的总结，也对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它是继往开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言。

要理解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必须以更加宽广的历史尺度。笔者认为，从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１９９２年南巡谈话，改革开放实际上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二阶段是从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第三阶段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第四阶段是从十三大到十三届四中全会，第五阶段是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到１９９２年。南巡讲话的背景，从狭义来看是基于第五阶段中国的政治经济实际，但是广义地来看，前四个阶段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对南巡谈话从某种意义上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下面笔者就简要地梳理改革这四个阶段的情况。

第一阶段是从１９７８年到十一届六中全会，这一个阶段，从人事布局上来说，虽然华国锋仍然是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但事实上邓小平已经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一阶段的改革，在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

有人说，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这样的分析固然有理，但是并不全面。从当时中央的改革情形来看，中国改革的先声是思想解放，中国改革的前导是政治体系的重构。从１９７８年５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一讨论为改革开放的进行奠定了基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胡耀邦同志直接领导平反冤假错案，让大量老干部复出参加工作，大量被打倒的干部群众名誉得到恢复，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１９７６年天安门运动和刘少奇冤案的相继平反，更是使人心大顺。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认识，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为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解决文革遗留问题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基本完成。

在地方，安徽和四川的农村改革最为引人注目。１９７８年，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的“包产到户”实验，打破了旧的人民公社体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和农业生产力。当时担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对这种“非法”的行为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并且后来成为“包产到户”体制的积极推动者，安徽农业工作的成就让他赢得了“要吃米，找万里”的美誉，１９８０年他上调国家农委担任主任，后升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农村事务，直接参与组织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６年连续五年针对三农的一号文件的制定。四川省是改革早期另一个积极探索体制创新的模范。中央认为四川推行包产到户的成效仅次于安徽，但是四川却进行了比安徽更深远的制度改革。在农村，四川广汉县向阳公社在１９８０年成为全国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牌子，换上“乡政府”牌子的乡镇行政单位；在城市，四川省率先实行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迈出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

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当时中央改革的中心在政治和思想领域，而地方改革集中在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农村经营方式的变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体两面，都已经初现端倪。政治形势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地方制度创新的宽松外部环境，地方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也为后来改革开放在全国的深化积累着宝贵的经验。

事实上，影响改革开放前十几年的主要问题在改革的第一阶段都已经出现。１９７９年，西单“民主墙”事件成为改革开放开始后第一起重大“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事件，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成为改革开放前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两起事件反映出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在政治领域的一个重大命题，一方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方面又要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同样在１９７９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东经济特区条例》，１９８０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成立。在广东省开始的对外开放实验，为后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创造着土壤。从改革第一阶段开始的对外开放实践，也深刻地影响未来中国的历史进程。

第二阶段是从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正式成为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主席，赵紫阳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很快代理总理职务，“邓胡赵”体制正式形成。人事安排的全新格局，也展现出改革向纵深的方向推进。在第二阶段，十二大的召开和１９８２年宪法的制定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十二大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而新宪法的产生成为中国人权和民主事业的一大里程碑，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民主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和第一阶段一样，在第二阶段也出现了一次比较重要政治争议。解放军作家白桦的作品《苦恋》和根据该作品改编的电影《太阳和人》受到批判，中央意识形态部门开展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行动。而这一时期，民营经济开始在沿海地区兴起，但是个体和民营经济的发展遇到了很多的限制，１９８２年在温州发生的“八大王事件”就是当时民营经济处境艰难的典型范例。城市经济体制和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已经产生了矛盾，改革向城市和工商业领域的延伸的迫切性空前提高了。

第三阶段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开始，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是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改革开放历史上最重要的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之一，它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这为后来改革的深入进行扫除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障碍。既然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那么利用商品货币规律来调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就成为非常自然的选择。这是我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认识的第一次重大飞跃。

第三阶段是经济体制改革空前深化的阶段，发挥市场机制的重大改革——价格改革，是在这个阶段开始的。价格双轨制作为中国改革过程中为了保证两种价格形成机制平稳过渡的措施，就是在这时候开始实行的。经过改革的前两个阶段，在计划条件下调整价格机制的方式已经被证明不可能适应我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价格自由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调节当局不得不做的政策选择。

这一阶段，中国在内政外交上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７年，中英、中葡分别签署了关于香港、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定了港、澳主权交接的时间和方式。１９８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实现了粮食自给，这正好是中央连续五年发布针对三农的一号文件的最后一年。然而，这一段时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较之改革的前两个阶段空前尖锐起来。１９８６年年底，发生在各大学的学潮，直接导致了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积极的总书记胡耀邦辞职。“邓胡赵体制”也就此结束。

第四阶段从中共十三大到十三届四中全会，这一阶段的情况更为复杂。十三大确定了我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确立，使得改革开放找到了最重要的政策参照系。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８８年，各项改革措施明显加速。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党政分开的步骤紧锣密鼓地开展；在经济体制改革上，１９８８年更做出了“物价闯关”的决策，所谓“长痛不如短痛”，希望在短短几个月中全面实现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

第四阶段的改革出现的激进特点导致了严重社会问题的出现，在价格闯关过程中的通货膨胀使民怨沸腾，最终闯关政策仅持续三个月就宣告紧急暂停，转入治理整顿。价格双轨制下，“官倒”以市场价转卖计划价所获得的工业品赚取差价，甚至直接倒卖计划价获取工业品的公文，这产生的严重腐败，更让人民群众十分不满。东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形势发生的变化、西方势力的支持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活动，都加大了中国爆发系统性政治风险的可能。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成为“文革”以后中国最大的政治动荡，使得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出现恶化。

应该看到，这四个阶段的历史发展，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涉及领域不断拓展。第一阶段除了农村普遍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外，主要都是为后来的改革做铺垫，打基础；第二阶段改革的过程也进行得比较平缓；第三阶段，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第四阶段，改革全面加速，特别是开始要深入到政治领域。与这一情况相对应，越激进的改革，人民就要承受越重大的改革成本，因此，到了改革的第四阶段，像前三个阶段明显的帕累托改进已经不再出现，改革到了物价闯关的阶段，各项措施的边际效用都开始降低。

同时，改革开放的同时伴随着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涌入和反改革的极左僵化势力的活动，成为影响改革开放进程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恰恰在改革的每一个阶段都出现过一次比较重大的意识形态斗争。第一阶段西单“民主墙”事件和第二阶段中“清除精神污染”的事件规模都还比较小，但第三阶段出现的学潮就已经是蔓延全国的政治运动，第四阶段出现的严重政治风波更是震惊了全世界。可以看到，这些意识形态斗争一次比一次更尖锐，对抗一次比一次更猛烈。这也不是偶然的。

有人认为，在八十年代，中国面临着一个矛盾，一方面只要提政治体制改革，就容易出现西化思潮的上升来对四项基本原则构成挑战；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意识形态领域比较尖锐的斗争，马上就要采取重大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措施，从而放慢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邓小平之所以要在１９９２年发表南巡谈话，首先是基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９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作为邓小平的最后一次集中地大量地公开政治谈话，南巡谈话实际上成为了邓小平的政治遗嘱。

邓小平希望中国走出八十年代曾经出现的怪圈。第一是希望改革的态度要坚定，但步子要稳健。八十年代中国改革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没有把握好改革质和量之间的关系，过于强调质变，而忽视了量的积累，客观上，在１９８７年之后，从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改革大跃进”。改革开放的过程，本质上是以新秩序代替旧秩序的过程，这个过程一定伴随着阵痛，一旦操之过急，就会让阵痛被放大，从而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改革过程中的问题，是难免会出现的，如何分析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非常关键。一部分人总会把问题的出现归咎于改革本身，因此要让改革顺利进行，就一定要让改革步子更稳，少出问题，与其快速解决问题的同时激化矛盾，不如在矛盾不激化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改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希望中国的改革路径出现这样的变化。事实证明，在1992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是按照他的预想，调整了节奏。事实证明，九十年代之后，我国经济平均增速虽然低于八十年代，但是其运行的平稳程度的确明显提高了。

第二，邓小平汲取当年民众不满情绪升高的教训，强调改革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共同富裕理想。他反复强调要防止贫富分化，与当年官倒引起的强烈民愤不无关系。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必然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根本上是要实现“三个有利于”，只要人民满意，社会就能够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秩序，任何敌对势力要兴风作浪，都不会有存在的土壤。

第三，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这一个中心上。他不希望像八十年代一样的大规模的政治争斗再次发生，因为这会对改革发展的大局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南巡谈话是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宣言，让中国的政治狂热时代彻底结束，通过进一步扩大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让民众的潜力得到更充分发挥，有效疏导社会各界过度的政治要求对中央形成的压力，维护政治形势的稳定。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同时更重要的是基于当时我国面临的现实政治经济情况，因此我们有必要系统地分析前面所述的第五阶段，也就是1989年6月到南方谈话之前我国的形势。如果放在大历史视野来看，这个第五阶段可以说是一个徘徊的阶段，和1976年到1978年这两年的情况有着一些相似之处。

1989年，波兰等东欧国家相继发生剧变，国际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在这时候，中共对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自然也十分谨慎。1989年严重的政治风波发生之后，中央更确定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在这一时期，保住社会主义江山不改变颜色（亦即所谓“反和平演变”）已经成为中共必须面对的最紧迫任务。有人说，这是“稳定压倒改革”的时代，笔者认为这并不为过。

改革政策的收缩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政治方面，原来进行的党政分开实验全面停止。经济方面的治理整顿，事实上伴随着大量反改革措施的回潮。这一阶段，民营经济遭到严重打击，包括许多乡镇企业都在政府严苛的管制措施下倒闭。一系列紧缩措施的出台，一方面稳定了宏观经济，遏制了通货膨胀，但另一方面也扼杀了中小企业的活力，加剧了经济衰退。

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面临西方制裁的严重挑战。1989年6月，政治风波过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对于亟需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发展自身的中国而言，外交形势的恶化无异于雪上加霜。

更严重的问题是反改革思想的全面回潮。虽然邓小平在1989年6月9日接见戒严部队官兵时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动摇，然而对于一部分持封闭僵化观点的人而言，政治风波的发生仍然为他们发表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口实。一时间，在很多媒体上出现质疑改革的声音，不希望改革进一步朝市场化的方向继续深入。由于当时在党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一部分老同志对进一步改革持保留态度，这些观点一度甚嚣尘上。

1991年以后，形势开始逐渐缓和，国内国际形势出现积极的变化。西方国家制裁的解除、经济运行情况趋于稳定和复苏，为新一轮的改革准备了条件，皇甫平发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就是改革开放的主张开始重新占据上风的标志。在这样的条件下，能不能摆脱这两年改革开放暂时的徘徊局面，对中国的发展非常关键。所以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其次是要充分利用时势，把改革开放推向新的层次和阶段。

第一，邓小平强调了改革不可动摇的观点，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对极左的反改革势力的有力回应，他明确地反对一部分人把反和平演变作为主要矛盾的提法，说“你要搞不上去，让人家演变好啦”，这彻底打破了这两年盘旋在中国上空的意识形态魔咒，为深化改革扫清了障碍。

第二，邓小平正式完成了我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认识的第二次重大飞跃。前面提到，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了南巡谈话，邓小平第一次公开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创设了理论基础。

第三，邓小平利用南方谈话的机会，提出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他认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样的观念在这次谈话中也再次得到贯彻。即使面对冷战结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挫败，邓小平也没有改变自己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基本认识。这一次他在南方各经济特区考察，为外向型经济加油打气，也使得对外开放的形势进一步改善。

第四，邓小平力图通过自己的影响，让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及时完成政策的调整。治理整顿进行过后，经济的下滑，使得很多商品的价格陡降，原有的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之间的差价已经很小，计划价和市场价并轨，已经不会造成大的冲击。事实上，在邓小平南巡谈话后，中央全面放开了价格，顺势完成了价格改革，实现了绝大多数商品由市场定价，完成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

再次，邓小平南方谈话，是要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奠定基调，做好理论乃至组织上的准备。

第一，邓小平要确定十四大改革开放的主题，十四大决不能成为反改革势力回潮的大会，而要成为一次高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的大会，十四大应该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提出新理论、新见解。事实证明，十四大按照邓小平既有的方针，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第二，邓小平要通过发表这一系列谈话，凝聚全党共识。他发表南方谈话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作出表态，拥护他的谈话，这样党中央高层的的思想和认识就统一到他的讲话精神上了。从根本上说，他的讲话回答了当时党内的很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在大会出现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分歧。

第三，邓小平通过发表这一系列谈话，给予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最明确的政治信号。他作为对中国政治有着重大影响力的人物，希望新一代领导集体有一个长期的、明确的施政原则。他做出这一系列政治交代之后，全面淡出公众视线，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真正开始全面地自主开展工作。

第四，邓小平希望在发表了这一系列谈话之后，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和领导层的稳定性。在８０年代，短短十年间，党的最高领导人更迭了四任。邓小平不希望这样的现象再次发生，因此提出了一个较长远的、较系统的政治主张，也希望新一代领导人按照这样的主张实现长期的政治稳定。由于十三大产生的中央领导层的主要成员发生了较大变化，当时有很多否定十三大报告的论调，邓小平也予以了坚决的驳斥。他指出“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正是他在这次谈话中的明确表态，避免了“下届否定上届，你否定我、我否定你的做法”。（引号内为田纪云语）

邓小平南巡讲话继承了他一贯的政治风格。邓小平从未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也没有担任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他习惯从具体的事务性活动中抽身出来，站在理论的高度来思考问题。作为一位所谓的“威权领导人”，他更多地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制定政策，而是突出他对政治和思想路线的把握，乃至于对组织和人事的有效干预。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不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主要执行者（这就是为什么依然会有人认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要加上赵紫阳的原因）。他更强调自己在思想上的指导地位，而不是冲锋陷阵在第一线。事实上，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老同志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邓小平作为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时代，除了他本人，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元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邓小平一直避免卷入具体政策的争拗，相对而言可以减少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分歧，而从大处着眼，提出概括性的政治理念，更温和，也更容易让各方接受，不失为一个庞大政党和国家领袖更好的领导方式。

南巡讲话收到了邓小平预想的效果，同时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以南巡讲话为界，我们可以把改革开放用更大的视野分成两个阶段：之前的阶段，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之后的阶段，是完善初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之前的阶段，在所有制领域是增量改革，公有制企业在放权让利之后没有进行更深的进一步改革，而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成长的机会；之后的阶段，在所有制领域，开始对存量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成为经济改革的中心任务。

南巡讲话过后，中国人民的致富热情被充分带动起来。中国经济焕发出比以前更大的活力。但是，南巡谈话未免也有缺陷。在南巡谈话的众多篇幅中，谈经济体制改革的很多，谈政治体制改革的很少。事实上，改革开放必须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邓小平同志没有在他这一重要的政治宣示中深入阐述他对于未来政改的想法，确实是一大遗憾。

１９８９年以后，按照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０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设计的以党政分开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按照预想持续进行下去。直至今日，我党仍在探索一条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政治发展实际的民主发展道路。深化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是邓小平的遗愿。他的这一遗志，需要我们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永远继承。

“引渤入新”，下一个三峡工程？

在讲“引渤入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列出一些历史事实。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其中反对的票数大多来自于四川湖北两省代表团。后来大家都看到了，虽然三峡工程和这两省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但“反对无效”，建成后将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就这样在人大被审议通过了。自那以后，围绕三峡工程利弊成败得失的争议便不绝于耳。而三峡工程带给我们的惊喜也是接连不断，从最早可以抵御万年一遇的洪水逐步过渡到千年一遇百年一遇，最后到现在得看峰值流量来决定其抵御洪水的能力，这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对三峡工程的一个不那么体面的回应？
接着说和三峡有关的那些人。不一一列举，江泽民总书记在1989年7月甫一上任，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湖北宜昌的三斗坪，在之后几年，相继给三峡工程题词，诸如“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建好宏伟三峡工程”“向参加三峡工程的广大建设者致敬”；而国务院总理李鹏，不仅在考察三峡工程的过程中写下了礼赞三峡工程的《三峡曲》，后来还写了《三峡日记》。前前后后，共计两任总书记三任国务院总理在这里进行过考察，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可是当三峡工程落成后，九位常委中，没有一位前去剪彩祝贺。
围绕在三峡工程前前后后的各种角逐，汇聚到完工那一刻，其实已经表明了一个问题：虽然嘴上不能说三峡工程是考虑不周、人为撕裂川渝地缘亲缘的产物，但行动上已经充分表明了中央的态度。但木已成舟，无法回头，只能将错就错下去。
花了这么大段篇幅讲三峡工程的部分历史，只是认为这样大型的工程和“引渤入新”一样，时间长，花费高，涉及的人群以及行政区域广袤，并且都需要详细科学的论证和反复推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工程开工上马，对于所经地的人文社会自然环境的影响将是深远并且不可逆的。这几年，关于三峡以及周边区域的环境、地震以及文物古迹保护问题的争论就像是“引渤入新”的一面镜子，让人不得不深察。
关于“引渤入新”，有关方面可以提供的问题之答案有以下一些：
1，什么是“引渤入新”？
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很明晰：从渤海西北海岸提送海水达到海拔1200米高度，到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再顺北纬42°线东西方向的洼槽地表，流经燕山、阴山以北，出狼山向西进入居延海，绕过马鬃山余脉进入新疆。（如图所示）

2，“引渤入新”的目的和意义有哪些？
官方给出的解释：通过大量海水填充沙漠中的干盐湖、咸水湖和封闭的构造盆地，形成人造的海水河、湖，从而镇压沙漠。同时，大量海水依靠西北丰富的太阳能自然蒸发，作为湿润北方气候的水气供应源增加降雨，从而达到治理我国沙漠、沙尘暴，彻底改变华北、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劣的目的。
对于新疆来说，这种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意义在于生态、能源、地缘、文化和民生的聚合。新疆水资源平衡问题的解决，不仅具有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更具有社会效益、政治效益。“海水西调 引渤入新”事业，将大大加强新疆欧亚大陆桥向西桥头堡的战略地位。
3，“引渤入新”怎么解决运输问题？
来自有关方面：工程实施中可以用不被海水腐蚀的玻璃钢管。
4，“引渤入新”的成本如何？会对水价产生什么影响？
有关方面介绍：项目一期总投资628亿元，其中建设费用567亿元。规划的项目在完全实施的情况下，静态投资回收期(包括3年建设期)为税前6年左右，税后7年左右，内部收益率为20%左右。
海水淡化在中国不存在技术瓶颈，按照8米口径玻璃钢管计算，输入到新疆每吨水的价格为8元左右。
……
好了，有关方面很机巧地选择了一些问题进行作答，作为民众之一员特别是新疆人，本人也有一些疑惑提请有关方面能释疑。
第一，渤海水质问题
非常凑巧，笔者在搜索相关专题时候，找到了网易2006年10月1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专家警告：渤海污染最严重十年后可能成“死”海》http://is.gd/gZwyl 文中说到“相关海洋专家指出，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来遏制污染，那么10年后，渤海将变成“死”海；既使现在开始不向渤海排放一滴污水，仅靠其与外界水体交换来恢复清洁，也需要至少200年。”渤海周围人口稠密工农业发达，生活农业工业废水排放量巨大，而作为典型的半封闭型内海，自身较弱的水交换能力如何消解如此巨大的陆源排污压力？
如果“引渤入新”是可行的，淡化过的渤海水是可以直接使用的，那不如先在环渤海区进行试点。一旦成功，不仅解决了京津地区人民的生活生产用水问题，还可以减轻河北山西等周边省份的水资源压力。但我至今没有发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国家能通过海水淡化技术将沙漠大规模变成绿洲的实例。
第二，线路运输成本问题
有关部门说“从天津附近的渤海口取水，通过管道分解提升到海拔1280米左右，每吨水升高200米，需要1度电，升高1280米，耗电6.4度左右”。你一吨淡化水卖给新疆人民8元，新疆本地的生活用自来水每吨也就两三元（本人家乡大概1.7元，各地州有差异，下同～）。你说说淡化水的比较优势在哪里？
管道有很长一段要经过内蒙古自治区，此地盐碱化比较严重。内蒙古地区的地质特征，说的白一些，就是石头壳子上面铺了不算厚的一层土，如果玻璃管道在这一段爆裂怎么办？当这些水源源不断输送之时，有什么应急预案可以化解危机？
你是地下运输还是地表运输？如果是地下运输，前期管道的铺送费用耗资大不说，对于玻璃钢管的承受力本人也存有疑虑。就算玻璃钢管没问题，说实话，除了石油天然气值得管道运输外，要是真把水通过管道运进新疆，那水价还能是2010年11月说的“一吨8元”么？地表运输虽然文中没有提到，可若真是有地表运输的环节，海水不是淡水，所经之地的盐碱化谁来负责？
第三，所经地环境问题
其实在第二个问题上我就略微带过一些环境问题，比如土地的盐碱化。这里我想扩展的是，你淡化海水，但是淡化之后的废水怎么处理？挖过坑总得填坑，就地排出？那这淡化还有什么意义？！
有关部门说“通过大量海水填充沙漠中的干盐湖、咸水湖和封闭的构造盆地，形成人造的海水河、湖，从而镇压沙漠。同时，大量海水依靠西北丰富的太阳能自然蒸发，作为湿润北方气候的水气供应源增加降雨，从而达到治理我国沙漠、沙尘暴，彻底改变华北、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劣的目的”。可现实是，水汽都蒸发了，新疆的干旱情况却并没有好转，而所谓的干盐湖咸水湖蒸发殆尽后，留下一大片盐碱地，这些不毛之地谁来负责开发？
第四，搞“引渤入新”是因为新疆缺水？
在许多人看来，新疆干旱少雨，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于是就把“缺水”的帽子扣在了新疆头上。但我想澄清一个观点：“干旱少雨”不等于“缺水”。有数据为证：中国各省区城市人均用水量http://is.gd/gXjfA ，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虽然新疆人均用水量只有158升/日，可也超过了一些东部沿海省区；2004年全国人均用水427立方米http://is.gd/gXjpF，而同期新疆的人均用水量是2532立方米。有人说新疆太浪费了，事实是，新疆浪费的起。所以准确地说，新疆缺水，但并不缺乏水资源。新疆所谓的“缺水”，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性缺水”，具体表现为用水不当，技术不高导致产能消耗过大，万元GDP耗水严重。但针对的方法应该是改进技术调整结构力图将耗水量降下来，而不是从前途未卜的渤海调不知所谓的海水来济疆。
比如这条消息：新疆人均用水量高出全国水平5倍多http://is.gd/gXkaE 其中这句话脑残的程度无以复加：“……每平方公里的平均水量只有5．3万立方米，居全国倒数第三位，但是水资源浪费现象依然严重。”——对于水资源占有量，一般概念只会讲人均，你按照每平方公里的平均水量计算，不用加权么？要按照这种算法，那日本水资源一点都不匮乏。新疆广袤无人的茫茫戈壁，你这种平均算给谁去看？你住沙漠里？
告诉大家一个消息：目前新疆人工绿洲和天然绿洲总面积达14．84万平方公里，面积差不多是四个台湾的大小，而台湾的人口数量和新疆差不多。补充一句，新疆人均用水量比全国好五倍说明新疆人用得起，新疆的水资源也能支撑，各种外宾、装外宾以及外星人就别羡慕嫉妒恨了。
第五，沿线的拆迁问题
这么大的工程，几乎横贯了国境东西，请问是不是又要强拆出一个新运河？皮日休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可如果要因为“引渤入新”搞出个“疆渤大运河（戏称JB大运河）”，伴随“拆出一个新运河”的口号和做法，很难想象此条河流会给人民带来多少福祉，不带来不幸就是万幸了。
三峡移民为什么年年都有人闹返迁？你的补偿合理么，能够到位么，最重要的是，能给人带来新家园的幸福感么？
第六，工程参与方的资质问题
锡林郭勒盟泓元海水淡化有限公司简介绍http://is.gd/gXlWW 同样是这家公司，不仅搞“引渤入新”，还搞过“引渤济锡” http://is.gd/gZBTe 百度百科中，关于“海水西调”的四块工程介绍 http://is.gd/gXmfk ，并没有“引渤入新”这一块。半路夹带私货的可能性非常大。再加上其主页的太过于山寨，让人十分怀疑其资质水平。
新闻中提到一个叫“曾恒一”的工程院院士，百科上资料比较详细，说其是海洋石油工程专家。但这是“引渤入新”，主要是水的调度重组问题，就算和海洋沾边，但一个研究如何开采石油的人参与其中，是否给人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还有“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海洋分会”，这是个什么组织？官方还是民间，正是还是非正式？网络上并没有更为详细的介绍和阐述。
第七，人大审批问题
三峡工程，虽然四川湖北两省代表有诸多不愿意，投下了反对票，但此工程本身经过了多次论证的，而且也交由全国人大进行审批。而“引渤入新”工程我至今没有看到任何官方的公文对其进行评价和审批，但一期投资628亿已经到位并且开工，这种先上车后买票先斩后奏的做法之不讲理让人叹为观止。特别是涉及京津冀内蒙以及新疆一省两市两自治区五地，个中复杂程度绝对不亚于当年的三峡工程。但就这么静悄悄地上马，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
结语：我认为国家的发展尽可能地要去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不能人人都叫好，但至少别让大多数人喊孬。社会是由大部分理性人构建的，如果出台的政策实施的方案既充满了前瞻性又有详细可操作的论证计划方案，我想类似的工程也就不会招来如此多的口水了。

【轉】中共十八大人事前瞻

按：此文是一個叫施濟津的朋友發給我的，他告訴我他也不知道文章的出處是什麽，不知道是在哪裏找到的。他給我的郵件裏是這樣說的：這是我不知道在哪裏找到的一篇來源不明的文章，發給你看看，奇文共欣賞嘛。

緒論：中國現行高層政治體制的特點

離十八大還有兩年多的時間，圍繞十八大的人事爭奪現在已經成為媒體廣泛關注的焦點。但是，要分析中國高層政治的走向，離不開對中國高層政治運作規律的分析。
世界上不符合西方民主政治標准的政治體制，有很多類型，其中有兩種類型被劃為獨裁政體。這兩種政體分別是君主專制和領袖獨裁。前者以中國古代王朝、當代中東等國家政權為代表，後者以希特勒、斯大林、佛朗哥、晚年毛澤東為代表。這兩種獨裁政治模式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前者的制度基礎是世襲制和終身制，權力的合法性來源是“君權神授”。後者的制度基礎一般是革命的正義性帶來的曆史合法性，一般是源於“人民群眾的選擇”，可能是腳的投票，也可能是真正的選舉投票。後者的獨裁政治大多會依賴於一個政黨作為其實施的載體，個人的政治合法性來源於政黨的合法性。而政黨的合法性又來源於所謂的“人民”。
所以君主專制和領袖獨裁的關鍵區別，在於“君權神授”和“君權人授”的不同。君主專制政體下的領袖較少發動大規模的政治運動，譬如蘇聯的“肅反”大清洗，中國的“文革”“大躍進”等，而傾向於平穩地維系自己的專制統治，而領袖實行個人獨裁的則相反，經常通過運動來達到調動和動員普通民眾的目的，從而鞏固自己來源於基層的執政合法性。這也就是為什麼領袖獨裁登峰造極，可以發展到比君主專制可怕得多的地步。
領袖獨裁政體很難解決其合法性問題，因為單單的終身制並不能為下一任領導人提供穩定的權力合法性根據。終身制下的“禪讓制”，以及後來發明的非終身制的“禪讓制”，都是對領袖獨裁政體權力交接方式的探索，然而實踐證明，“禪讓制”本身能夠提供的權力合法性始終是有限的，因而必然導致獨裁政體的軟化。領袖個人獨裁的權力合法性來源不是“神”，而是“人民”，雖然“人民”被賦予神性，但是畢竟是人。而個人獨裁的權力交接源於前任對後一任的指定，後一任一旦和前任沒有血緣關系，在整個統治集團內部就必然產生質疑後一任合法性的因素。
這樣導致的結果是與君主專制不同，每一個在領袖獨裁政體下接班的領導人要想成為真正的獨裁者，必須通過自己的整肅運動和政績來為自己樹立新的合法性。而在接班之處，伴隨著接班進程必然帶來的是權力的分散。老獨裁者的所有權力無法完全交給新的獨裁者，新的獨裁者的權力必然會比老的獨裁者小。因為獨裁者的權力包括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制度性權力，即法律賦予某個職位的權力，另一個部分是非制度性權力，事實上證明這遠比制度性權力重要，這是這個領導人在組織中的影響力、號召力，以及他掌握的人脈資源、派系背景的總和，這是他真正能夠把握國家權力之柄的源泉。西方國家的領導人與非西方國家領導人的區別，就在於他們的非制度性權力非常小。
非制度性權力可以和職務相分離，甚至在退休後都可以繼續行使，制度性權力相對而言一直不那麼重要。鄧小平從來沒有擔任過執政黨領袖 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但卻一直是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因為他擁有對這些人事任命的支配權。1992年南巡談話時他沒有任何特殊身份，卻以自己的政治影響力改變了整個中國社會的走向。
權力移交的過程包括制度性權力和非制度性權力的移交。在領袖獨裁政體的權力移交過程中很難對非制度性權力完成移交，這就是後來的領導人相對於前面的領導人對局勢支配能力減弱的原因。到了一定的條件和程度下，新的最高領導人的全部權力不足以保證其的絕對統治地位，這個政體就從極權主義政體轉化為威權主義政體。
在毛澤東和鄧小平去世之後，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標准的威權國家。筆者傾向於把中國新時代的領導人分為三種類型，毛澤東是獨裁者，而鄧小平是准獨裁者，所謂“准獨裁者”，是因為他在執政期間實際上無法真正獨斷，他的決策受到以陳雲為首的另一些老年人的影響和幹預。楊繼繩在他的書中說，鄧小平和陳雲是雙峰政治，這一點是當時政治的真實寫照。陳雲進入政治局常委早於鄧小平，和鄧小平同屬開國元勳。鄧小平和陳雲在黨內都屬於大佬，他無法完全支配以陳雲為代表的另一部分政治力量。
而鄧小平之後的江、胡，則是“偽獨裁者”，雖然國際社會連年把他們列為所謂的“獨裁者”，但事實上他們二者都不是獨裁者，他們沒有“獨裁”的能力，因為中共內部的權力分化已經到了比較高的程度，他們對黨內的權力都沒有絕對的支配地位。他們看起來仍然具有“獨裁者”的外殼，但是從權力的角度來看，已經沒有獨裁者的內核。
江澤民兩千年在接受華萊士專訪的時候，面對對方對他是獨裁者的質疑，回答說：“你見過有到了任期就會退休的獨裁者嗎？”，這其實並不是狡辯，後來他退休之後發生的事情更加清楚地證明，既無世襲又無終身的權力交接，會自然而然地形成多個權力中心，這在中國政治史上一再發生，到現在仍然繼續發生。為什麼嘉慶必須等到乾隆死去才查辦和珅，為什麼大家經常講慈禧和光緒，後面的事情不一一列舉了。這一系列事情都證明了這個道理，最高領導人從形式上來看是一個，但往往並不只是一個，不同權力中心之間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可能你會指出我分析的矛盾，乾嘉慈光都是君主專制政體下的，和我們所說的威權政體可比嗎？其實領袖個人獨裁政體和威權政體，我們這裏建成極權—威權政體，作為一黨制國家的典型組織形式，它的特點是沒有世襲制和終身制，而典型的君主專制政體則是既有世襲制又有終身制，乾嘉慈光實際上就是出現了一些不太符合典型君主專制模式的特點。
現在所謂的共產主義“活化石”朝鮮，實際上和共產主義的典型形式有所區別。共產主義國家長期以來有宣傳領袖，深化領袖的傳統，其實就是一種極權—威權政體對君主專制的“君權神授”理念的借鑒，共產主義國家大多實行領導人終身制就是這樣的內在邏輯。但是很少有實行世襲制的共產主義國家。朝鮮實行終身制加世襲制，把金日成稱為太陽，把金正日稱為光明星，實際上並不是一個典型的極權主義領袖獨裁政體，而是一個君主專制政體，這也是它為什麼顯得比任何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都要鞏固的原因。
中國現行的高層政治體制的最大特點，就是中國處於“威權政治”時代，不同的政治力量會在黨內進行不公開的博弈，但是這種博弈又不是被一兩個人所控制和支配的，而是不斷角力和妥協形成的結果。所以我們在討論許多問題的時候，就不會使用一些“指定”，“隔代指定”這一類的詞匯來闡述現在的領導人的做法，而會用權力分化和鬥爭的模式來解釋。

（二）半制度性權力的分析視角

在中國當下，真正的權力分割與一個人表面的黨政職務相去甚遠。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下有大量的“中央XXXX小組”“國務院XXXX小組”“國務院XXXX辦公室”，真正掌握一方面大權的是這樣的小組，而並非表面上看到的部長。
這些小組名為“協調議事機構”，但實際上是半制度性的決策機構。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機關，充其量僅僅是這些小組的執行機關。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半制度性權力？最重要的關鍵在於當前中國不得不，甚至是離不開這樣的協調議事機構。中國政府部門數量非常多，九龍治水，政出多門的現象非常嚴重，而且又沒有實行黨政分開，黨、政機構之間的權力甚至還有交叉、重疊，這樣的模式必然使得制度性的權力不能保證權力體系的正常運作。
“小組”的實質其實是“大部制”，是通過協調議事機構來使得不同部門在一起工作的組織形式。原來金融時報曾有一篇叫《鮮為人知的中組部》的文章，文中說：中組部是其（指中共）第三大、也是最鮮為人知的權力支柱，掌握著各級政府和行業的人事大權。
要想對中組部的職能範圍有所認識，不妨試想在華盛頓有一個平行部門。這個假想的部門將監督以下人事任命：美國各州的州長和副州長，各大城市的市長，聯邦監管機構負責人，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沃爾瑪(Walmart)及其它50來家最大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的法官，《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和《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總編輯，各電視廣播公司和有線電視臺的老板，耶魯(Yale)、哈佛及其它重點大學的校長，以及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和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等智庫的領導。在中國，所有的對等職位都由黨通過中組部任命。
這篇文章的作者只看到了中組部的表面，卻沒有看到決定這些人事任命背後的因素。在中國，要監督像文中所說的這樣的重要任命，需要高層複雜的政治博弈，不止有中組部，還有中共中央紀委，乃至於中共日常辦事機構中央書記處的直接參與，中組部只是整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事方面的執行機關。有人把中共的組織工作都看作是組織部長分內的事情，恰恰忽視了中共“小組政治”的特征。
所謂“小組政治”，在前文中已經提到。就是真正的決策權實際上在領導小組這樣的協調議事機構，而所有的黨政機關都是這些機構的執行機構。中央組織部實際上是在中共中央黨的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的直接領導下的，中央黨建小組組長由擔任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是中共最高的黨務領導，相當於1956年八大時鄧小平擔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即事實上的中共中央秘書長。現在的組織工作，即算是在組織部長名下開展，但其實總的來看卻是習近平和李源潮共同主導的結果。
譬如另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央工作小組是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這一小組的現任組長是擔任政治局常委的李長春。中宣部實際上是這個小組的執行機構。中共中央還設置了一個“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這是對全國意識形態進行全面管理的機構，這個機構的主任也是由李長春擔當。外界所說李長春主管意識形態與宣傳工作，就是在這個主任和這個組長兩個名號下進行的。
當然，事實上大家也清楚，習近平和李源潮，李長春和劉雲山，並非都是一鼻孔出氣。在制度性的部門權力與半制度性的小組權力之間，顯然存在著矛盾，也存在著相互的制衡。小組權力高於部門權力，但是並不意味著下屬部門會對小組的領導言聽計從，部門領導可能與小組領導的領導（即政治局更高的領導）在同一事件上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並且站在同一立場，從而體現部門意志獨立於小組意志之外的成分。李源潮在組織部長上表現的搶眼，其實就是這樣一種模式的體現。

（三）現行權力體系——雙峰結構

中國現在的政治體制，明眼人都能看出是一個雙峰架構，居於兩個山頭的分別是江澤民和胡錦濤。江澤民的派系被稱為“上海幫”，而胡錦濤的派系被稱為“團派”，在他們兩個人的個人派系之外，還存在著一股非常強大的政治力量，他們以高幹子弟為主，統稱“太子黨”。
上海幫是個個人色彩非常濃厚的政治派系，主要是隨著江澤民權力的增長而日趨強大。而團派相對於上海幫有更久遠的傳統，它最早可以追溯到首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團派在八十年代形成了第二代，以王兆國、胡錦濤等人為代表，隨著胡錦濤實力的增長，他在共青團體系中逐漸贏得了相當大的支持，這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以出身共青團領導為顯著特征，以在政治上追隨胡錦濤為主要表現。
“太子黨”則是高幹子弟群體。“太子黨”不像團派和上海幫有著統一的領袖，也不是中國政治中兩個主導極中的一極。但是“太子黨”人員實際上分布非常廣泛，在江、胡兩個派系的人馬中都有大量太子黨的成員，親江的“太子黨”成員較多。“太子黨”都有一個顯赫的紅色家族出身，但是在性格、實力等各方面相差很大，而且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盤，沒有一個“整體利益”，他們中間的人為了爭取自己能占據一個較為有利的政治位置，選擇在不同派系之間運籌帷幄。
中國的“雙峰政治”始於八十年代，當時的“雙峰”是鄧小平和陳雲。鄧小平和陳雲都是中共的開國元勳，但是卻在許多問題上有分歧。鄧小平是堅定的經濟改革派，相對於陳雲“鳥籠經濟”的主張，他在經濟上的觀點要開明得多。鄧小平是個務實的人，相對於陳雲，較少意識形態的教條。當然，鄧小平和陳雲也有一致的時候，譬如在對付黨外的不同聲音上，他們的態度都是非常堅決的。
鄧小平比陳雲“右”，但是對黨內的權力鬥爭比陳雲更不手軟，從政治風波以後的處理來看，鄧小平曾想要開除李銳、於光遠等四人的黨籍，陳雲卻阻止了他的這一做法。陳雲在黨內鬥爭中的態度較為溫和、圓滑，而鄧小平對黨內不同意見的容忍度卻比較低。但是，陳雲以及他身後的政治勢力在意識形態上極為頑固，在對待黨外異見和新生聲音上，並不比鄧小平開明。
如果我們試著把這二者與江、胡作比較，會發現江和胡的理念和鄧、陳的理念相當對應。江澤民任內推動了新一輪私有化改革，而胡錦濤任內卻加大了“國進民退”的力度。他們對所有制的看法，一右一左，江明顯承襲著鄧小平的開明經濟理念，而胡卻自覺不自覺站在了陳雲這群人捍衛“公有制”的一邊。對待不同政見上，胡錦濤比江澤民收得更緊，這也正說明他和陳雲一樣，在意識形態上更為堅持。然而，胡錦濤在任期間，《炎黃春秋》辦得越來越起勁，而對悼念胡耀邦、趙紫陽的言論管制明顯減弱，也體現他“黨內不同意見松，黨外不同意見緊”的特點，與陳雲恰恰正相似。
因而江、胡兩人分別代表了新鄧小平路線和新陳雲路線。鄧小平和陳雲的雙峰政治，也就延續到了現在，形成了江、胡的“小雙峰政治”。江、胡身後的政治力量都顯然無法與鄧、陳相比，然而他們的競爭形勢卻與鄧、陳二者有很多相似。雖然江澤民的位置是陳雲力保，而胡錦濤進入常委是鄧小平欽定，但是他們兩個人的思維卻恰恰不與他們的提拔者對應。（江澤民1989年到1992年的保守事後證明是自保策略）這也說明在中共政治中，對人事架構起決定因素的並不是一個人的政見和理念。

現行接班架構的形成

“禪讓制”一個重要的條件是在全黨內形成長期的共識，確立下一代領導人的正式人選。中共曆史上第一次“禪讓制”的實行就是江澤民向胡錦濤的權力移交，胡錦濤早在接班前十年就擔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黨校校長，掌管了黨務大權。
從2003年一直到2006年，中共內部開始醞釀下一任總書記的人選。這一時期，李克強將接任總書記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2005年，2006年期間許多外國領導人/前領導人（如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等頻頻造訪遼寧與李克強會晤，就反映出當時連國際社會對李克強接班的預期都已經非常明確了。
第一個打破去東北訪問慣例的是布什總統的特使，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他2006年9月，來華訪問選擇的第一站是杭州。他抵達杭州的時間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處理陳良宇案件的時間幾乎完全同時。他專程到杭州與習近平會晤反映出美國高端中國研究的深刻，對中國政局洞察的敏銳。我們無從知曉美國方面是否已經了解到關於陳良宇將會出事的蛛絲馬跡，但是他當時拜會習近平的做法，顯然說明他已經預測到習近平可能代替李克強成為新的領導人。
十七大閉幕後，中共高調宣布，2007年6月，在中央黨校畢業典禮舉行時，曾讓400多位與會的省部級領導投票推薦新進入政治局的成員名單，稱為“民主推薦政治局委員”，這一消息讓一些媒體進行多重解讀。然而事實上，這個“民主推薦”的作用和意義是非常有限的。筆者認為，這絕不是十七大人事的決定性因素，一些境外媒體說習近平能脫穎而出是在民主推薦中得票多，更是無稽之談。1997年的十五大上，習近平在中央候補委員選舉得票敬陪末座，沒有十年後就受到黨內歡迎的道理。
陳良宇出生於1946年，按照現行制度到2017年的十九大上到退休年齡。在2006年以前，一般認為，李克強一旦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書記處書記，則陳良宇會繼任黃菊留下的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的空缺，並可能在2013年出任總理，如朱镕基當年的政治路徑。然而由於陳良宇案東窗事發，原來江、胡兩大派系已經形成默契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胡提前打掉了未來的總理人選，勢必江也不可能容忍胡定下的總書記人選順利接班。在新一代政治明星中，李克強、薄熙來的政治背景都是非常清晰的，胡、江在背後的影子非常明顯，而這正是他們的軟肋，任何一個人要想跳出來，都勢必遭到對方政治勢力的堅決抵制，於是最後十七大在面臨總書記接班人難產的情況下，決定由習近平代替李克強，成為第一接班人選。
習當時既非江系，又非胡系人物，因而雙方認為他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妥協對象。
這是現在的接班格局形成的情況。

十八大具體職位預測

1 可以競逐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的人選

根據中共曆史的經驗，在新老交替之時，全部政治局常委都從上一任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產生的概率比較大。以中共十六大為例，選出的九位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原來是政治局常委，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幹是政治局委員，曾慶紅是前政治局候補委員。
根據現行的黨政幹部退休規定，到換屆時年齡超過68歲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必須退休。亦即凡是1945年1月1日之後出生的政治局委員，都具備在十八大上留在政治局的條件，這些委員有：習近平（1953年生） 李克強（1955年生） 王岐山（1948年生） 劉雲山（1947年生） 劉延東（1945年生） 李源潮(1950年生） 汪洋（1955年生） 張高麗(1946年生） 張德江（1946年生）俞正聲（1945年生） 薄熙來（1949年生）。
上面這個清單上有十一個名字，而政治局會不會有十一個位置呢？一般認為，政治局是不會出現十一個職位的，因而這十一個人中很有可能有一些人得不到政治局常委的職位，或者擔任政治局委員，或者提前退休。

2政治局到底需要多少常委？

最極端的情況，這種情況自然不大可能發生。政治局常委擴容到11個。這樣的好處是什麼呢？就是所有上述十一人都能如願以償地進入政治局。十五屆中央政治局正好只有9個成員是1935年以後出生，於是恰好一個蘿蔔一個坑，要讓十八大上“皆大歡喜”，除了政治局擴容，似乎是沒有別的辦法了。
要是十一個政治局常委，新增的兩個席位從哪裏來呢？其中一個可能來源於總書記與國家主席兩個職務的分離（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二職務分離雖然可能性不大，但並非沒有可能，第3部分會專門討論），另一個則可能來源於新增一個國務院副總理的常委席位。這並非是天方夜譚。中共十三屆政治局計劃設七名常委，除當時擔任常委的5人外，萬裏、田紀雲都是擬任政治局常委的人選，只是由於萬裏受到較多老同志反對，又要保證常委的單數，就只好把萬裏、田紀雲都撤下，如果當時萬裏、田紀雲都進入了常委會，那麼常委中就有姚依林、田紀雲兩名副總理。
如此一來常委的排名可能會是這樣：中共中央總書記 中央軍委主席（1） 國家主席（2）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3） 國務院總理(4) 全國政協主席（5）中央書記處書記 國家副主席 中央黨校校長（6） 國務院（常務）副總理 （7） 中央紀委書記（8） 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主任（9） 中央政法委書記（10） 國務院副總理（11）
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並不太大，維持九常委的格局可能性還是有的。在維持九常委的條件下，中央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兩個職務不太可能分離，因為一旦分離，需要新增一個常委席位給新任的國家主席，有一個政治局常委的舊有位置可能需要讓出來。從邏輯上來說，取消“全國政協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席位是最有道理的。八十年代曾擔任政協主席的鄧穎超、李先念均不是時任的政治局常委，從1993年起，才確認政協主席要由常委擔任。政協主席只是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集人，政協不實行“主席負責制”，政協主席只是政協委員的一個帶頭人，從法統來看，並不具有超越其他政協委員的特權。但是，由於現行體制下不斷強化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因而政協主席一職從政治局常委中去掉，可能性不會太大。
政治局常委恢複到七人的傳言現在也很厲害。（如果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不分離的話）恢複到七人，有兩種方案，方案一是恢複十四屆、十五屆政治局的格局，去掉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主任和中央政法委書記，方案二是搞部分“黨政分開”，去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全國政協主席。從中國的憲政邏輯上來看，後者是比較有道理的，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實際上只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名普通委員，只是負責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在表決中只有一票，他沒有在人大常委會中拍板定案的權力。他對外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但是他個人的政治行為只代表他自己，不能代表其他的常委會組成人員。（這和前面說到的政協主席是一樣的）人大委員長和國務院總理不同，國務院總理具有在國務院的最終決定權，要對國務院的所有決定負責任。
現在實行這一項改革的最大障礙是在不斷強化黨對人大政協直接領導的今天（地方人大常委會主任已經基本都由黨委書記兼任），這一項改革似乎不順乎潮流。而且一旦人大、政協負責人不進入常委，然而在新聞媒體編排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順序上，他們仍要居於部分政治局常委之前(十二屆、十三屆政治局時期就是如此），在不宣布實行“黨政分開”改革的條件下，這樣的行動缺乏理論依據。
另一種方案是去掉意識形態總管和政法委書記兩個職務。中央政法委實際上下面直接統領公安部和“兩高”，如果把中央政法委書記恢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不會影響太大，因為大多數情況下公安部長和“兩高”負責人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這裏說的是大多數情況，周永康擔任政治局委員兼公安部長在改革開放後是比較罕見的）。但是如果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主任降格為政治局委員，那麼他可能就只有親自兼任中宣部部長，因為一般地說，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主任和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是同一人。政治局委員級別都相等，難以由某一個政治局委員擔任另一個政治局委員的上司。亦即這種方案將會使中央意識形態最高主管與中央宣傳部再次重合。這對執政者的壞處是削弱了意識形態工作機構的地位，好處是使意識形態與宣傳工作的結合更為緊密。
根據上述分析，如果要恢複成七常委，也可以將全國政協主席和中央政法委書記這兩個職務同時調出。相對於人大在憲法上的最高國家機關地位，政協畢竟不是那麼打眼，也不是立法機構，而相對於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是作為鐵定擔當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中宣部長的上級，中央政法委的下屬機關自身級別要低一些，中央政法委書記不再擔任政治局常委對工作的影響也要小一些。
當然還有最極端的一種可能，則是政治局常委削減為五人。如果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分離的話，五個常委只能是總書記 國家主席 政府總理 黨務總管（即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黨校校長）和中紀委書記，如果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不分離，則是總書記 政府總理 黨務總管 常務副總理和中紀委書記。十三大上曾經采用過這樣的模式，當然在現在有11人競逐政治局常委的條件下，這種模式使得只有5人能進入常委會，顯然是不符合大家的利益。

3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分或合？

一般認為，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的職位是不會分離的。然而我們回顧曆史，最高領導人和國家元首職務的分離在二十世紀中國是常態，最高領導人和國家元首重合的時候是少數。蔣介石在大陸的大多數時候並未擔任國民政府主席，毛澤東任國家元首也只在1949年到1959年，鄧小平從未擔任過國家元首，江澤民從1993年才開始兼任國家元首。
因為國家主席不是權力之柄，1954年憲法尚且規定國家主席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到了現行憲法，國家主席的憲法權力已經完全變成虛位權力。國家主席發揮作用基本上是通過其黨內的職務和身份。所以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即使分離，並不造成太大的政治風險，而只是取決於黨內權力博弈的結果。
當前有可能劍指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寶座的，只有習近平和李克強兩個人。去年9月，習近平未能如外界預期接任軍委副主席，引發了外界的許多猜想。有外媒稱他曾向中央寫信，表明自己認為現在接任軍委副主席尚不成熟，因而希望暫緩接班，假使是他寫信被胡錦濤認可，也說明胡錦濤這“順水推舟”的舉動反映出他內心不希望習近平坐大位的想法。十七屆四中全會剛剛閉幕，李克強到江西考察，官方媒體的文字這樣寫道：“ 巍巍井岡，蒼茫壯麗，向人們訴說著中國革命那段艱苦卓絕的光輝歲月。在新中國建立６０周年之際，李克強專程來到這裏，緬懷革命先烈。他拾階而上，緩步來到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墓，向長眠的烈士敬獻了花籃，還瞻仰了井岡山革命博物館、茨平革命舊址，看望慰問了老紅軍、紅軍後代和勞動模範代表。”這樣的語氣和筆觸，不由地讓人心生聯想，“拾階而上”這樣的詞，為什麼可以用在李克強身上？
去年十月，習近平訪問德國期間，高調地向默克爾表示江澤民對她的誠摯問候（同一篇新聞裏沒有任何與胡、溫有關的信息），並且向默克爾贈送江澤民的兩本著作，亮出自己的背景。這與他此前和江、胡都可以保持距離的行為大異其趣。為什麼習近平從一個中立地帶走向了倒向一邊？其中的道理和原因何在？這正是因為胡錦濤和他的政治派別越來越傾向於重新把李克強推出作為總書記的繼任者，沒有要繼續扶持習的意願，因而習被迫轉而向另一派系尋求支持。
現在習近平可能會順利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也可能會在同時接任三個職務的道路上受挫。如果習近平不擔任國家主席，國家主席將由李克強擔任，而如果習近平接班失敗，則總書記兼軍委主席將由李克強出任，而習近平將得到國家主席的職位。
國家主席是個虛位，但是依照前文所述，中共除了制度性權力，還有半制度性權力。即使團派想讓習近平當一個虛位元首，習近平和他背後的派系未必認賬。習近平可以要求留在中央書記處，以中央書記處排名最高的書記的身份繼續主掌黨務，甚至還可能繼續擔任中央黨的建設領導小組組長。而國家主席兼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也有楊尚昆的先例，因而如果習近平留任國家主席，他很有可能會主張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職務。總之，即使習近平坐不上大位，單單擔任國家主席的話，也一定會成為一個對黨務大權有相當大掌控力的領導者，而不會真正淪為虛位者。

4李克強的四種出路

在中共權力體系中最重要的就是三駕馬車。最高領導人，政府總理和黨務總管，一個人什麼都管，他有兩個副手，一個管政，一個管黨。李克強現在極有可能接任的是政府總理，當然也有問鼎最高領導人的能力。
如果李克強能超越習近平重新成為總書記人選，那麼就會出現上文習擔任國家主席的情況。李克強現在擔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唯一的一個副組長，（組長是溫家寶）也是曆史上第一位出任三峽建委主任的副總理（從1993年到2008年，三峽建委主任一直由總理兼任），可以說實權相當大。溫家寶實際上已經開始把許多權力交給副總理，而李正是首當其沖。李克強曾經操刀過“大部制改革”，但是基本上沒有什麼成效，部門利益的巨大掣肘，使得任何改革都舉步維艱。未來兩年，李克強能不能利用自己國務院的平臺幹出政績，對於能否問鼎總書記有很大影響。然而決定他能否反客為主，重回接班人地位的，還是江、胡兩大派系之間的實力對比。
李克強上上之選自然是接任總書記，除了接任總書記以外，接任總理也是上選。對李克強而言，接任總理比接任國家主席要有利得多。一旦他擔任總理，他就是中國經濟唯一的大管家，順理成章地接管全部經濟大權。如果他不接任總理，而擔任國家主席的話，他尋找半制度性權力的空間則是最令人好奇的。當前中國國家實力陡增，在國際舞臺上風頭正勁，作為國家主席，在外面就是The President，能夠出席大量的外交場合，要攬下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的位置也不無道理。另一方面，他原來就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副組長，很有可能會要求出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是中共最高的財經決策機構，其組長往往不是由國務院總理兼任。趙紫陽、江澤民都曾親自擔任過這一小組的組長，如果李克強接任國家主席，要出任這個組長職務，也是名正言順。當初劉少奇也曾以國家主席身份主管經濟調整，如今李克強仿先例，也不是不可。
似乎這樣說來，李克強當國家主席對他而言並不是個差的選項。但事實上，對於他而言，國家主席的經濟權力畢竟不像政府總理一樣是憲法賦予的，一旦當上了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要求財經大權，必然和國家主席掌握的財經權力之間出現沖突。而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又不是上下級關系，（注意，在國家主席不是總書記的情況下國家主席是不能領導國務院總理的）這必然會使得他自己的實權大打折扣。況且如果他擔任國家主席，最有可能出任總理的是王岐山，王岐山本來就是一個很強勢的人物，一旦當總理絕不會是一個對李克強服服帖帖的人。
李克強最好的結果、次優的結果、中等的結果都說了，還有一個最劣的結果，就是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人大委員長是個非常清水的部門，位高但是權不重。他自己是學法律出身，別人要讓他擔任立法機構負責人，自然會有很多理由。希望他推動立法工作的進步，制定許多法律，填補現在最重要的法律空缺，如稅收和國家幹預經濟的基本法，使財政部和發改委的權力受到法律的限制，或者推動新聞法立法等等。但事實上，即使他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並且具有銳意改革的思維，他也不可能把這個改革以一己之力推動下去，周圍的阻力一旦很大，他是無法招架的，因而也只有順水推舟。如果做一個這樣的人大委員長，顯然不符合他的性格與願望。

5王岐山——最可能留在國務院

王岐山是姚依林的女婿，但是也是中國高層領導人中眾所周知的開明派。他的經曆非常傳奇，從一個曆史專業的學生，到專注農村經濟研究，再到後來成為活躍的青年知識分子，（甚至參與過編寫後來被禁的“走向未來叢書”），成為經濟專家和金融改革的倡導者。他曾經參與過呼籲中國證券交易所的成立，又曾親自擔任過建設銀行的老總，他還是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的末代主任，並有著廣東、海南、北京等地的地方主政經驗。他的簡曆豐富而出彩。
中美戰略對話機制現在已經升格，他作為中方代表團團長，在國際舞臺上的表演比任何其他領導都要亮眼。他是金融、外貿、商務等領域的主管，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尚未過去的時間點，作為全球擁有最多外匯儲備國的金融大管家，他在國際上引人關注的程度極為炫目，以至於有很多人感覺他已經在力壓李克強，有要繼任總理的架勢。
王岐山被稱為救火隊員，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讓人聯想到前總理朱镕基。相對於李克強，他顯然更像朱镕基，更像中共傳統意義上的總理形象。他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秘書長，還是上海世博會相關事宜的負責人，甚至還出任中央審計工作小組組長等，顯示出他多面的工作能力，以及在國務院中極為關鍵的地位。雖然他排名在主管農業的回良玉和主管關鍵行業（主要是工交壟斷企業）的張德江之後，但他在國務院中，和李克強構成了副總理中具有驅動意義的雙引擎。
一般人認為，只要李克強不擔任國務院總理，國務院總理就非他莫屬。的確，如果李克強擔任了總書記或者國家主席，或者人大委員長，在剩下的張德江、王岐山二位中間，王岐山無疑是最適合擔任總理的人選。即使李克強留任總理，常務副總理的位置也非他莫屬，如果李克強擔任總理的話，王岐山成為他的副手也是理所應當。
王岐山是不是可能前往人大、政協任職呢？這就有很多因素的影響了。（後面有詳細分析）

6撲朔迷離的人大 政協

在可能留下來的各位常委中間，有許多人看起來都可以成為人大委員長和政協主席的人選。撥開總書記 國家主席和總理職位，我們再來觀察誰有希望入主人大和政協。
如果習、李分別是總書記、總理的話，王岐山擔任常務副總理可能性很大，反而擔任人大、政協負責人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他作為難得的實力幹將，不在國務院的第一經濟戰線實在可惜。如果張德江不退休的話，他出任人大委員長倒也合適，而且一旦他占據了人大委員長的位置，王岐山要進“兩會”也只能屈居政協，這肯定不是王岐山所願。
關於張德江能不能繼續留在政治局，各方有著完全不同的態度，筆者以為，張德江可能留，也可能不留，留下之後最佳的位置無疑是人大委員長，作為國務院排名第三的副總理，他的職位正好和當年的吳邦國對應。然而，如果李克強當了委員長，他就只剩下政協的位置了，對於安置他來說，政協的位置也是不錯的。
如果他不留任人大委員長，王岐山擔任人大委員長的可能性也存在，王岐山擔任人大委員長優勢在於可以留出一個常務副總理的空當，尤其適合團派安排一個他們中意的人選。俞正聲、張高麗、薄熙來、汪洋都是地方大員，看起來也不大像擔任人大委員長的合適人選。但是他們卻都有可能成為政協主席的人選。
在我們列出的11個可能成為下一任政治局成員的現任政治局常委中，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1945年出生的和1955年出生的各有兩個。1945年出生的劉延東、俞正聲父親都是高幹，而1955年出生的李克強、汪洋都是團派，是不是通過調整退休年齡的方式來讓團派和太子黨做出一個交換，其實也值得觀察。如果李克強和汪洋2022年不退休，他們對於第二十屆政治局的主導力會非常強，這可能是另一部分人不願意看到的，所以用俞、劉二人來換不是不可能。
而劉延東和俞正聲一旦留下，又都非常適合擔任政協主席。劉延東的父親劉瑞龍，是農業部常務副部長，奠定了她紅色後代的身份，更重要的是，她的父親是江上青的入團介紹人，因而她和江澤民有著特殊的關系。同時，她還和李克強等人共事，擔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聯主席，可以說她一人集太子黨 上海幫 團派於一身，像她這樣左右逢源的政治人物，可以說是非常罕見，這就是為什麼筆者看好她政治前途的一個原因。
她擔任過統戰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現在又已經是位列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之列，可以說升任政協主席，也只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如果真正出現政治局的調整，由非常委兼任政協主席，那麼她成為政協主席更有希望。俞正聲現任上海市委書記，從曆史上來看，政協主席往往有地方大員背景，譬如李瑞環曾任天津書記，賈慶林曾任北京書記等，以俞正聲的資曆，擔任政協主席也是適合的。
當然，外界對俞正聲、劉延東並不是特別看好。他們兩個人是否會因為非年齡原因提前退休，還是個未知數。現任天津書記張高麗也沒有到退休年齡，而且他年齡相對小，生於1947年，也不是沒有出任政協主席的可能。因而根據我們上述的分析，張德江 俞正聲 劉延東和張高麗，都有可能成為新任政協主席。
汪洋和薄熙來會不會競逐政協主席呢？個人認為，他們兩個人都不傾向於擔任政協主席，汪洋擔任政協主席的可能性比較小。而薄熙來擔任政協主席，也並不是很隨他自己的願。當然，當什麼官不是以一個人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他們要是真入主政協，大家也不會太意外。

7黨務總管誰來當？

有許多人覺得令計劃要出任新的黨務總管，個人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外界往往把令計劃和胡錦濤的關系比作曾慶紅與江澤民的關系，這是很有道理，但並不意味著令計劃能夠順利地擔當黨務總管一職。
所謂黨務總管，前面已經提到過多次，就是中共最高的黨務官僚。一般會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央黨校校長。在把曾慶紅和令計劃作比的時候，不要忘了曾慶紅在擔任黨務總管之前曾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而令計劃沒有這一重身份。而且曾慶紅雖然曾擔任過中央辦公廳主任，但在1999年以後就轉任了中央組織部部長，令計劃也應該不會在近期得到轉任中組部長的機會。
而且最大的障礙是現在可以留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太多，一旦令計劃要占據這個常委席位，則會讓更多的人陷於被動，以現在胡錦濤和團派的政治實力，應該不會做這樣的安排。更何況，現在這個位置最有資格占據的是李源潮。
李源潮是團派的一員幹將，他有著複旦的數學學位，後來又師從厲以寧拿到了北大的經濟學碩士。他還曾經到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做短期交流訪問，因而被視為中共高層中開明進取而富有國際觀的一位。他本人曾經擔任過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在團派中遠比令計劃名正言順。後來在南京書記、江蘇書記任上政績顯著，因而被普遍看好。
曆史證明，中組部長是離黨務總管最近的人。曆任的中組部長如果晉升，一般有兩種前途，一種是出任黨務總管，另一種是擔任中紀委書記。總結曆史的經驗，轉任中紀委書記的，大多是因為黨務總管的位置留給了下一任總書記，譬如尉健行當中紀委書記，因為胡錦濤是黨務總管，賀國強擔任中紀委書記，因為習近平是黨務總管。下一任的黨務總管不會為2022年的總書記預留，因而李源潮接任是理所應當。如果他不接任這一職位而去接中紀委書記，由令計劃來接黨務總管，可能性比較小。
另一方面，令計劃非常年輕，1956年出生，他理論上要到2027年才退休。這和曾慶紅不同，曾慶紅2007年就已經年齡到杠了。令計劃和曾慶紅的任職期雖然只差10年，但是他們的年齡卻相差4個政治周期（5年一個），所以筆者認為令計劃最有可能的前景是下一屆進入政治局，擔任中組部長，到2017年升任中紀委書記。2022年如果不退休的話，可以再做一屆黨務總管，為到時候的新總書記保駕護航。

8汪洋 劉雲山何去何從？

現任的廣東書記汪洋曾任重慶書記，無論如何，相較於薄熙來，他所處的政治地位是有利的。下一屆他能否進入政治局常委會？這是大家都很關注的事情。
對於汪洋而言，最理想的莫過於王岐山當總理。因為王岐山一旦出任總理，他就有一個常務副總理的缺，而王岐山到2017年就年齡到杠，他作為常務副總理就可以理所當然地繼任總理，絕對是上上之選。如果總理不是王岐山而是李克強，那麼他連在2013年出任常務副總理的機會都很渺茫。
上面已經提到了人大、政協，汪洋這個人原來就在國務院系統，擔任過主管常務工作的副秘書長，對於他而言，回歸國務院一定是個好選項。如果李克強當總理，王岐山擔任常務副總理，他有可能不進政治局常委會，而在常委會外擔任排名第二的副總理，一旦王岐山退休，他還是可以填王岐山的缺，在2018年到2023年擔任常務副總理。如果出現李克強當總理，王岐山又去了人大政協的極端情況，那麼汪洋還是有希望擔任常務副總理的。
除了回歸國務院，汪洋也有其他的選擇，但是其他的選擇對於他而言，未必最優。中紀委書記的位置，他也不是沒有可能擔當，但是和他本身的能力、風格相差太遠，因而可能性比較小。
劉雲山和李源潮可以說是讓人看得最清楚的兩個，因為劉雲山1947年生，年齡沒有到杠，又在整整十年的時間裏擔任中宣部部長，由他接任新的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主任和中央宣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基本上是順理成章。

9中紀委花落誰家？

由於中紀委是主管紀律檢查的機構，是一個非常尖利的政治利器。當年吳官正主掌中紀委，胡錦濤把中紀委用得得心應手，就是因為吳是胡堅定的政治盟友。
因而中紀委書記的人選一定是各方激烈爭奪的對象。俞正聲、張高麗二人入主中紀委的可能性比較大。張高麗普遍認為有著濃厚的江系背景，又因為他出身石油行業，被認為與曾慶紅有很緊密的瓜葛，後者曾擔任中國“石油系”第一代掌門人餘秋裏的秘書。
從現在的情勢看來，李克強、李源潮和汪洋都有可能成為實權頗大的人物，一旦李源潮出任黨務總管，依循中共慣例，應該會有對立派系的人執掌中紀委以作為平衡。譬如十六屆政治局中，黨務總管曾慶紅，中紀委書記吳官正，正好是一江、一胡，如果這一慣例不被打破的話，張高麗擔任中紀委書記是順利成章。

10薄熙來的三種未來

薄熙來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在大連任上崛起的政治新星，然而他後來的仕途發展並不是十分迅速。在現在的政治局委員中，他直到2007年年底才第一次出任地方黨委書記，比起其他人早已經過許多省份的黨委書記曆練，他的經曆要單薄得多。
也正是如此，他在十八大的競逐中一開始就居於比較被動的位置。這也正是他在重慶要急於挽回後發劣勢，力圖及時改變其落後境地的原因。從我們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薄熙來要成為政治局排名靠前的常委，基本上沒有什麼希望。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李源潮“四大天王”，會把持最重要的部門和權力，已經勢成定局，他要打破這個既有格局，實在是難上加難。
中紀委書記的位置拿給他做，以他在重慶的作為和他曆史的表現，大家應該都不會太放心。而常務副總理的席位，王岐山和汪洋所處的競爭地位也比他有利，而劉雲山又基本上鐵定會繼任李長春留下的中央文明委的缺，那麼對於薄熙來而言，即使能進入政治局，最多也就是排名末位的政法委書記了。
除了政法委書記，其中一種可能是不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但是回調中央。擔任排名不是第一的國務院副總理（在11個常委的情況下當然也可以進常委），或者擔任中宣部長。薄熙來有著非常好的媒體資源和公關意識，在重慶也大搞“唱紅歌”運動，因而擔任中宣部長似乎也正符合他個人的特色。
當然，對於他這樣的不甘寂寞的角色而言，如果真的當不上政治局常委，地方黨委書記未必不是一個好的選擇。上海書記和廣東書記，都是他理想的地方。只不過從現在情勢看，要把上海、廣東兩個書記的位置留給他做，並不是特別現實。韓正當市長已經七八年了，如果說社保基金案到此為止，那麼他也不是不能轉任書記。至於廣東書記，坊間傳言是現任四川書記劉奇葆將會填補的空缺，從現在的情況看，以劉奇葆的團派背景，又在川經過地震這件事，“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讓他主政廣東進入政治局，也應該不無道理。

結論：這篇文章基本上對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和前景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但是也不是面面俱到，政治局常委的職位分析比較具體，而政治局委員的分析就不太完整。涉及到十八大還有許多重要的人物，譬如說公安部長孟建柱，只是由於現在的政治局常委會僧多粥少，他基本上要進入中央政法委，會比較困難。另外又如新任新疆書記張春賢，下一屆進入政治局基本上也是鐵板釘釘的。
文中一開始就分析到中國政治的特點，因而在兩年的時間裏會出現多少變數，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這篇文章的分析到兩年後是不是還能站得住腳，也只能是時間來檢驗了。